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米彦青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对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项目批准号为09CZW028)，最终成果为专著《唐诗对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2013年7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
蒙古族是清代较早开始接受汉民族先进文化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汉诗写作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蒙古族诗人的汉诗创作，可以清晰感知唐诗的影响。无论是诗歌的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社会现象的描述等诸多方面皆有迹可寻。实际上，唐诗对蒙古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元代就已开始，明代加速了这一进程，而清代则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唐诗在蒙古族汉诗创作中的传播影响是一个渐进、积累、深化的过程。考究其在清代达到顶峰的原因，既与清代初建时期的统治者的喜好分不开，也与诗人的仕宦生涯或家族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关联。因此，进行清代蒙古族诗人创作中对唐诗传承的接受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清代诗歌史上蒙古族创作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民族融合的意义。
蒙古学者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从元至清,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相当可观的。在清代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近百名，刻有诗集的作家十余名，创作从清初到清亡二百多年间，前后衔接，不断有作品问世，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蒙文书面作品，仅清初以来的蒙古文人的汉文创作已十数倍于后者。以乾嘉间的著名作家法式善为例，现存诗作七千余首，为文多卷，笔记杂著若干部，合为六十余卷，诗话十七卷，不包括他所辑诗文集，就已经与清代全部蒙文书面创作的数量不相上下。此外，像博明、松筠、和瑛、恭钊、锡缜、延清等，俱以丰赡的创作见称于世。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发展，诗歌题材不断扩大，各种诗体相继出现，表现艺术愈益成熟，在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为清代蒙古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这其中，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巅峰的唐诗，时至今日，在国人心中的位置都是其它任何一个朝代的诗歌无法比拟的。对于唐诗的接受，从最初的诗歌问世起，就延绵不绝地在诗史的长河中流淌。唐诗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它不但涵养了汉民族的情趣，而且也滋润了蒙古民族的心灵。唐诗中的近体诗亦即格律诗，经初、盛唐文人定型后，其音律、词汇、句式，已积淀为古代诗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只要言及格律诗，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必须具备唐人那种丰神情韵。因此，清代蒙古族汉诗写作者在接受前人，并逐步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时，他们的目光会自然地凝伫于唐人唐诗。当清代蒙古族作家在把他们独有的精神气质注入汉诗后，我们就会感觉到，蒙古族汉诗充溢着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文化气质，它展示的是蒙古族在唐诗影响下创作的绰约风姿。他们隶属于作家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心灵世界的范畴，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原生色彩，本身具有体验性和亲历性的特征。它以相对凝定的视角，从点滴日常生活到学术研究再到典章制度，一一开辟出新颖而又独到的艺术和学术天地。而这一切又大都标示出作者对唐诗和清诗两个不同时期诗歌世界的反省和思索。从总体上说，蒙古族诗人接受和研究唐诗，出于其自身血脉及所使用语言的局限，比较多的一个层面是摹仿唐诗，而另一个层面是对唐代诗歌和诗论的内在机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相比之下，后者自然是属于高层次的，它与汉族诗人的接受有相同之处，却也同中有异，由于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导致了蒙古族诗人与汉族诗人眼光的不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从而显示出其某种程度上迥异于汉族学者的接受风格的独到特点。形式不只是外在物，学术著作的体例有时即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对于资料搜集比较困难的清代蒙古族汉语创作唐诗接受史的研究来说，如何选择、组织和运用资料，把丰富复杂的诗歌创作纳入到系统、明晰的框架中，建构深度的叙事模式就更为重要。蒙古族诗人对唐诗的接受，可能融合了先在的文化学术系统里不同的要素，它不是单一的传承，而是在传承中取自多方。虽然有的为主，有的为次。
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潮流既与统治阶层对汉化的揄扬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唐诗在清代的流播有密切关系。在唐诗的接受史中，清代蒙古族诗人处于由认知、阐释到原型意义衍变的关键阶段，也是唐诗范式从元明蒙古族诗人形象的、感性的传播到清代理性的、哲思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研究清代唐诗接受史，决不当忽略蒙古族汉语创作者对其接受这一段，而研究清代文学史，同样不能忽略唐代诗人的影响。唐人及唐诗作为一种“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被清代不同时期的诗人不断传播和接受，这一接受过程实际上是唐诗作为一种精神象征逐渐建立，作为一种艺术符号不断完善的过程。清代蒙古族的汉诗创作从初始就受到了汉族诗歌学术思想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作为清代诗坛变动着的“宗唐”或“宗宋”思想精髓的“唐诗接受史”，与清代蒙古族汉语诗坛创作有着本然的内在的关联。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体裁十分广泛，其中占相当比重的当属诗咏之作。清代蒙古族的汉诗创作形象地反映了清代蒙古社会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风貌，其内容除涉猎蒙古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包括蒙古社会以外的广袤天地，举凡国政朝章、文苑掌故、征战工役、生息劳作、山川风物无所不包，尽罗其中，让人目不暇接。在这些诗歌的写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家族性和地域性写作研究在清代蒙古族的汉诗创作中日渐显现其重要性。
1.家族性传承
家族文学研究在近年的文学研究中渐成显学。家族，尤其是文化家族对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家风、家学和家脉三个方面。家风对文学家的影响在于精神指向方面，家学对文学家的影响在文化修养、创作内容及其文学风格方面，家脉则在组织形态和互动势态上直接影响文学创作。清代蒙古族文学的日趋繁荣，促进了一批文学家族的产生。而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家族文学因其民族融合中的文化地位及文学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范畴，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讨论。首先，从时间维度来考察蒙古族文学家族的崛起，认为蒙古族文学家族经历了一个从武到文，即从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或经史世家的过程。其次，蒙古族文学群体的构成颇复杂，就地域和族姓来分析，分别有东北蒙古、代北蒙古等几部分组成。这是一个庞大而又松散的创作群体，他们一方面各成特色，另一方面又因从龙入关，迁徙流动，促成交流融合。与元明相比，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中能够进行文学创作或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世的成员人数明显增多，不再局限于父子两代，有的一代数人甚至几代人都有文学创作，在家族内部保持了良好的文学和学术传统。就对唐诗的接受和书写来说，法式善家族及和瑛家族对王孟诗风的偏好、博卿额家族对唐诗的广泛接受、柏葰家族对杜甫诗歌的袭风、恭钊家族之恭钊瑞洵对晚唐温李诗风的偏好及锡缜锡纶兄弟对杜甫诗歌的追摹，都体现了在文学家族内部所形成的雅好诗文的家风形成后，共同养成的家学及由此衍流的家脉的重要性。
由于家族内部有意识的文化培训，共同的文义商讨，密切的交流切磋，使清代蒙古族家族成员形成了相同、相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家族共性或群体特性。如法式善家族诗作都有清新自然的特色，和瑛家族诗作都有雍容闲雅的特色，博卿额家族诗作都有高蹈疏阔的特色，柏葰家族诗作都有沉郁绮丽的特色、而恭钊家族之恭钊瑞洵展示了沉博绝丽的特色、锡缜锡纶兄弟展示了沉雄剀切的特色，表现出相似的艺术风格。这种家族共性是清代之前的蒙古族文学家族所普遍没有形成的。
相比清代汉族文学家族，蒙古族文学家族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有清一代，汉族家族文学盛极一时，文学家族群星闪耀，文坛俊彦层出不穷。虽然汉族家族文学昌盛不绝，但正因为蒙古族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介入，才构成了清代家族文学史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由武质而文质，由政治性而文学性，由代表性而社会性，由中央化而区域化，由经济性而形而上趋向，标志着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确立和独化。
2.八旗驻防文化所展示的清代蒙古族地域文学
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在地域文学方面的特色，主要反映在八旗驻防文化上。清代八旗驻防制度开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雍两朝，迄乾隆朝大体完备。顺治年间，驻防各地的八旗兵丁仅一万五千余人，康、雍年间渐增至七万九千余人。乾、嘉年间达到十万余人。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驻防在全国各地渐增。在东北驻防四十四处，在关内各省驻防二十处，在新疆驻防八处。八旗兵丁屯驻在全国七十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要冲，根据兵力多少各设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由此构成清朝控制全国的骨干力量。清代社会实行旗民分治，驻防旗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后，均驻在为他们专门建立的满城(旗城)里，因此，除东北外，大部分驻防地处在汉人社会的包围中。
蒙古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得之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悟。八旗入关后这种思想感情越来越丰富和深刻，因此他们不但创作出了内容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诗歌来，而且在体裁方面也逐渐完备。八旗驻防聚八旗子弟而居，即以旗属为纽带聚集在同一区域共同生活。群居使八旗子弟有了可以依托的文化背景，八旗驻防文化也得以在此基础上产生，故而从居住区域考察八旗驻防的文化源流便成为现实的选择。衡量清代的八旗驻防文化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文化的民族性。虽然随着居住时间的流逝，八旗驻防固有的民族文化与所住地文化开始融和并同化，但八旗驻防文人保持本文化的民族性，保持自身民族文化认同，是八旗文化独立存在的前提；第二，文化的时代性。文化必须具有时代眼光，站在时代前沿，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因此，八旗驻防文化在保有自身民族性的同时，也随着所住地文化的流播亦有所传承和改变，这样他们才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更为先进的汉文化，也因之八旗驻防文化才能在自身民族属性不变的前提下，以一种鲜活和灵动的风姿，成为八旗文化中的引领者。八旗驻防文化汉化是清代八旗文化的核心内涵；第三，文化的实践性。八旗驻防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了其文化探索与汉民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就决定了八旗驻防文化必须经受时间的实践的检验。驻守在不同地区的八旗子弟，虽然被严令不得与“民”交流，但华夏文化的影响却依然在潜移默化间改变了杭州驻防瑞常和贵成、京口驻防清瑞、荆州驻防白衣保和恩泽、河南住房倭仁、吉林驻防成多禄等士人心态或精神气质，并且使他们深爱所处地域的汉族文化。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江南的八旗驻防将领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究其由，可以感知地域对于所处者影响之重大。
编辑：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