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嘎日迪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石窟出土蒙古文文献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BYY052)，最终成果于2013年1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敦煌石窟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主要整理、释读出版敦煌石窟区近二十多年来发现的石窟和佛塔回鹘蒙古文、八思巴字蒙古文题记和敦煌北区石窟新发现的回鹘蒙古文、八思巴字蒙古文残片为目的，将新发现的蒙古文文献资料提供给国内外相关研究者。
敦煌石窟出土蒙古文文献是一项全新的、比较少有的早期蒙古语言文字珍贵的研究资料，又属于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跨学科研究第一手文书文献。项目研究对象是近二十年来发现的全部新材料，可以补充蒙古文文献文体的一些空白，如卖身契，习语习字文书以及佛教文书新译本和早期版本、社会经济文书、军事往来文书等，过去国内外一直不曾发现。
通过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语言状况，也可以了解敦煌地区在蒙元时代的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地位和现状。同时也反映敦煌地区对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各民族间的文化融通所引起的重要作用，为历史学等诸多相关学科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语言文字方面，为蒙古语言文字古代的断代和历时的理论化研究提供直接的文献资料，是蒙元时代早期蒙古文文献的重要增补。在石窟考古方面，对于敦煌石窟北区的综合定性，与南区之间关系的科学理解，能够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材料。跨学科边缘性研究对于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均有填补性，研究手段(现代图象和数字处理)上，也超出了以往国内外的同类文书文献的研究。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项目研究工作包括敦煌石窟蒙古文题记和新出土蒙古文残片两大类，是目前国内学者发现最多的早期蒙古语言文字文献，是继1902---1914年德国远东考古队对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掠夺性发掘出土文书文献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敦煌石窟区共新发现回鹘蒙古文题记34处，34款，八思巴字题记3款3处，包括蒙古文的多文种题记7处7款；莫高窟北区出土早期回鹘蒙古文62件，八思巴文5件。这是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文献的全新的资料。
敦煌石窟区题记文献多没有出处，是游人拜礼、礼佛后书写的的感想体会。这些人有的是当时的王者和高官。在《元史》等正史中找不到这些人，这些记载肯定能够补充正史的遗漏和不足。
敦煌莫高窟灿烂文化中凿窟礼佛延续近两千年，且其时间终点在我国历史上的元朝，后来逐渐荒废。研究当时包括蒙古文在内的那些真实文书，对于莫高窟北区功用的定位定性，了解敦煌莫高窟这一佛教圣地当时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以提供直接的论据；有利于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两个国际性著名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填补两个学科交叉研究的空白，使研究领域上升为具有一定特色的一个边缘性分支学科，也为两个学科提供新的视野和信息；有利于揭示西北地区诸多民族间历史上的多层文化关系和多元文化源流；这一研究领域，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考察研究中也锻炼和培养了相关研究的中青年研究人才。
研究成果主要以语文学阐释为主，结合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对比13—15世纪蒙古语(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文献，同时引用了汉字标音蒙古语文献等，力求做到了全面和客观地释读，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
成果主要由绪论、主文两编以及附录等构成。
绪论部分由敦煌吐鲁番学的概貌、蒙古学的概况和敦煌吐鲁番学与蒙古学的关系、目前与敦煌吐鲁番学有关的蒙古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概况、敦煌吐鲁番蒙古文文书的文献学价值、敦煌吐鲁番蒙古文文书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及其途径等内容构成。
第一编、敦煌石窟区蒙古文题记研究，这是敦煌题记类。主要标音释读和汉译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洲市榆林窟、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和一个庙石窟、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石窟等九百余窟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石窟里共发现了五十余处35款题记。按游人题记和宗教题记来分类进行介绍研究。
第二编、敦煌石窟北区新出土蒙古文文书研究，这是敦煌纸质文书类。主要标音释读和汉译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土的68件纸质回鹘蒙古文、八思巴文残件。分回鹘蒙古文公文文书、回鹘蒙古文宗教文书、回鹘蒙古文习语文书、八思巴蒙古文文书四类进行介绍研究。
附录部分由词汇索引、参考书目和图版构成。前两项具有工具性功能。图版准备附出近百份。其中蒙古文文献研究中词汇索引是国外一直沿用的方式。这是反映敦煌吐鲁番蒙古文文献全貌的最全面、最集中的第一手资料，有不少资料图片还是第一次刊布。
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比过去本人的研究有了增加。如，回鹘蒙古文题记从原来的28条增加了5条，八思巴字蒙古语题记增加了3条，北区石窟回鹘蒙古文残片从原来的46件增加了6件，八思巴字蒙古语从原来的4件增加到5件，达到了目前的最多；
研究中广泛参考了国内外蒙古文文献研究的主要成果，参考和采纳了日本学者松井太先生对B163:42号文书的进一步研究成果和西北民族大学敖特根博士近几年的有关论著。
对敦煌石窟蒙古文题记和敦煌莫高窟新出土回鹘、八思巴蒙古文文书的研究主要以语文学解释为主，广泛利用文字文献考古手段和影像、数据等现代化手段，与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比较考证等多种视角来进行了综合研究。尤其注意与吐鲁番出土的佛教、世俗文献和同时出土的莫高窟北区其他文种文书文献、敦煌石窟区的有关题记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间的异同和联系；主要佛教文献要从古代和近现代的蒙、汉、梵、藏等典籍的比较来定名和确定其出处，客观地给出定性的命名和解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世俗等方面的文书，尽可能从历史典籍中找出直证或旁证材料，突出其史料的应用和引用价值，力求补充和订正有关历史内容。在研究过程中，尽量采取了现代信息处理手段，建立影像和语言文字文献的数据库，将为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的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研究成果参考了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成果和有益经验。对文献的命名、标音力求准确，分类、描述客观、明确，论据充足，图版尽量达到了清晰，并有考古等相关的数据说明。成果在同类研究中也注意了与蒙古文献的国内外研究接轨，并突出和彰显了该项研究的个性特色。
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兼有的学者在国内外特别紧缺，需要加强培养力度，对此需要给予特殊的支持。
包括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的发现、整理利用需要文献学界和考古学界通力合作。该项研究的开端和过程中得到了敦煌研究院的大力支持，充分体现了协作精神，使得考察研究进展顺利。但是，文殊山石窟的考察取样受到多次的挫折，仅仅因为个别管理官员的权利关系所致。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开辟了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两个国际性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使两个学科产生了交叉和互补；中古蒙古语研究的语料资源得到了得到了补充，中古蒙古语文献资料的文体体裁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13—15世纪敦煌地区、丝绸之路沿线蒙古人活动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了新的依据资料。回鹘蒙古文《菩提行轮》、《心经》等和八思巴字《善说宝藏》的等得到翻译、印行的新实物文献的证据。敦煌题记和出土残本，为蒙元帝国时代的社会历史、军事、地域、语言文字、文学、宗教文化等诸领域提供新的资料。
编辑：李莉